同样沦为“科教片”命运的还有德国第一部正面描写同性恋的电影——诞生于1919年的无声片《与众不同》。这部电影上映一年，在柏林、维也纳、慕尼黑一次又一次破票房纪录，同时一次又一次被禁映。一年后终于被全面禁映，除了在进行科学研究的场所，作为医生和学医的人才可以看到。到1930年代，几乎所有的版本都被纳粹销毁，到了1979年，才有总共20分钟片长的残缺胶片在乌克兰被发现。
影片的编剧马格努斯·赫希菲尔德是当时著名的性学家和同性恋权益领袖之一，他终生致力于普及性健康和争取同志权益，并于1897年建立了“科学人道委员会”———世界上第一个同性恋争取权利运动组织。
从1930年起，赫希菲尔德开始周游各国讲学，并于1931年来过中国，在北平、南京、上海和广州的大学作讲座。在2006年成立国内第一个校园同性恋研究社团“彩虹社”的中山大学，当年就有1000多名学生听过他的讲演。
1930年代初，蒙太奇理论的开拓者谢尔盖·爱森斯坦在墨西哥拍片，由于与当地男孩的同性恋情暴露而被苏联政府召回，并被安排与女秘书匆匆结婚而加以掩饰。爱森斯坦的影片被几经删改，其数万米胶片就此被斯大林政府封存。爱森斯坦1948年辞世，这些胶片直到1976年才由他的助手剪辑完成，取名《墨西哥万岁》。
地下路线韬光养晦
1960年代末、1970年代初，美国同志运动如火如荼，1969年诞生了描写纽约42街男妓生活的电影《午夜牛郎》，这部影片试图说明两个男人之间也会存在“非肉体”真挚感情的影片，是迄今惟一一部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的X级电影。
1974年，香港邵氏影业公司拍出了同一题材的电影《面具》，秦汉扮演男主角——一个男妓。他在片中第一次喊出“同性恋”三个汉字，前面加上了形容词——“魔鬼的”。邵氏公司早在1972年推出楚原导演的《爱奴》则是第一部讲述女同性恋的华语电影，跟《面具》一样，都被划为三级片。
作为一种题材，而非一种电影类型，同性恋在此时出现了两条并行不悖的路线，你走阳关道，我过独木桥，前者是遮遮掩掩的公开放映，以好莱坞为代表，而后者则韬光养晦，专走“地下”路线。
1960年代出现在美国电影评论界中的“地下电影”对于同志的题材采取的是毫不妥协的处理风格，相比主流好莱坞电影，这种低成本小制作、不上院线的大量影片几乎都由美国西海岸好莱坞一带艺术家来做，如肯尼斯·安格尔、杰克·史密斯和安迪·沃霍尔等，他们本身就是同性恋者。
1970年代的美国同志运动为同志电影的生存空间带来显著变化，它让社会舆论变得更为多样和宽容，也使得一些艺术基金和制片方开始留意刚刚苏醒的同志电影，转而尝试投资这个领域。1977年，第一届旧金山国际同性恋电影节举行，为美国同志电影这段跌宕起伏的岁月暂时作结。
新酷儿运动自给自足
越来越地上的“地下”同志电影，与越来越小众的“主流”同志电影在经过20年的各自生长后，渐渐趋同，这种趋势就是“酷儿”电影的出现。其名字来源于电影学者卢比·里奇1992年9月发表在《视与听》的文章《新酷儿电影》。
“对于同性恋电影和录像来说，1992年是一个分水岭。”卢比·里奇分析了各地电影节中涌现出的大量涉及同性恋题材的独立电影，其中包括托德·海恩斯的《毒药》、格斯·范·桑特的《我自己的爱达荷》、珍妮·利文斯通的《巴黎在燃烧》、格雷格·阿拉基的《生活尽头》和汤姆·卡林的《天鹅》等，在这一批影片中，镜头已经从异性恋社会对同性恋环境的恐惧、抵触或同情转向同性恋、双性恋、变性人、性混淆等（非异性恋）多样性意识的生活环境和内心。
1990年代的“新酷儿电影”运动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些独立电影并不拒绝商业利益的追求，这种对大众的关照使得这些影片中主流与边缘的界限越来越模糊。
“酷儿”已经不再是类似“同性恋”这样对性意识的强化的概念，而是一种对性意识的模糊和混淆。可以说“新酷儿电影”是直接把“非异性恋者”作为自己的观众，这样的定位就使得它根本无须向观众去解释“性取向”上的是非，而是始终抱着平常心去讲述自己的观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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